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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时间:2019-12-21 22:37来源:www.3868.com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历史上受到中国的影响甚多。单从文化方面来看,日本的茶道,剑道,花道,书道等,就带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影子。而夜雨先在此文中,从各个层面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历史上受到中国的影响甚多。单从文化方面来看,日本的茶道,剑道,花道,书道等,就带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影子。而夜雨先在此文中,从各个层面,粗浅探讨中国的侠客精神与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武士道精神之间的起源、传承、发展、以及未来走向,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对比。

一、起源

“侠”出何处?中国的侠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里面的荆轲、专诸和豫让等人,就是原始状态的游侠。而战国四公子也是侠的一种,有学者把他们看做是不穿布衣、穿着官服的“卿侠”。而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认为侠的精神主要出自儒家和墨家的思想学派。

一种看法认为侠与儒系出同源。

理由是孔子讲中正平和,但也讲狷狂,认为“侠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种以狂为志向勇于进取的价值取向颇近于侠。但应看到孔子学说的一大主题:礼。礼即长幼尊卑、等差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侠所奉行的准则大相径庭。儒尚中庸侠走极端;儒倡恕让侠好复仇;儒重秩序,侠不拘礼义;儒反对武力,侠不避暴力。一言以蔽之儒家从心所欲,绝不逾矩;侠者任心快意每逾绳检,不避礼法。侠无视儒所维护的上下等级,见义之所在拔刀而出杀强暴扶贫弱,奉行天无道我即是道。

另有论者认为侠出于墨。

鲁迅曾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墨子反对儒家“天命”。说和“爱有等差”说,认为人无贵贱亲疏主张“尚同”、“尚贤”、“兼爱”、“非攻”。墨者急公好义,助守危城,要求以富济贫这与侠的处世原则惊人相似。墨家思想与侠有相通之处,但如因此说侠出于墨,则失之简单。墨家关心政治,讲治国之道。墨说与儒说相左,但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都是一种政治伦理学。侠却不关心政治,侠的行为完全出于一己的正义感和勇毅,没有政治目的为支撑。墨者有严格的纪律和一定的组织形式,同奉巨子之令,抑一己之欲奉从墨说,自律性强。侠则远为自由,不必理会这些清规戒律,尚气任侠,不重修养,全无墨者风范。可以说侠行动上是墨者的同道,精神上与墨者相契,但在人生观上二者大异其趣。

当然这两种起源的划分稍微简单化公式化,笔者稍后在第三节《中国侠客的分类》里会提出一种新的划分方式。

www.3868.com,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

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著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占据优势的时代。

但事实上直到战国末年,德川幕府初年,“武士道”这个名词才最早见于文字资料。

二、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内核

日本武士道的核心要义有三点:

第一是“忍”,即凡事都要忍,以锻炼在逆境中应变及生存的能力。我们会不经意地在一些人客厅墙上看到挂着大大的“忍”字,就出自于此。

第二是“耻”,武士道要求武士自身严格的修养,不但要精通武艺,还要在道德上表现出武士应有的“忠义廉耻”。

第三是“死”,赖活不如好死,但绝不代表可以随时去死,轻视生命,而是活着的时候要有意义,才能在死的时候才无怨无悔。

从日本武士道的核心要义,我们可以发现其带着强烈的中国侠客的色彩。除了第一点的“忍”之外,第二点里面的“忠义廉耻”,第三点的“死”,活得要有价值,该死的时候决不苟且偷生,这也是中国侠客们内心的精神力量的根源。

而“忍”这一点,虽然和中国主流侠客那种崇尚自由、无拘无束的风范不同,但是却和战国时代隐忍的刺客们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日本的武士道,在个人上更像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刺客,内心上绝对的忠于主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隐忍等待机会,不惜手段,而且也毫不犹豫地视死如归!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就记述了这种“隐忍”的刺客: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

稍微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刺客们的“忠”,体现在“士为知己者死”;而日本的武士,则更多是单纯的对庄园主的上下属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异常的“铁”,你给我饭吃,给我生存下去的机会,我就可以为你去死。假如完成不了任务,便决然地切腹自尽。

笔者个人认为,日本武士行为上还有精神上,有如中国刺客的翻版,但却绝不是正版。因为到后来,武士道精神已经发生了变化。关于这点,以下会有论述。

三、中国侠客的分类

本小节我们就以先生的武侠小说为例,说说中国侠客的大致分类。笔者追本溯源,发现中国的侠客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儒侠”,其思想根源出自孔孟。这是一种入世的侠,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以《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郭靖为典型代表。郭靖艺成以后,后半生时光几乎都呆在了襄阳城里,以抵抗蒙古军队的入侵,最后襄阳城破,郭靖黄蓉夫妇双双战死。所谓儒侠,可以用郭靖生前常说的那句话来概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第二类是“道侠”,其根源自老庄的“无为”思想。这是种出世的侠。他们有时候会行侠状义,但是有时又不拘世俗礼法,听凭一己的喜好而为,这种人潇洒飘逸,到最后往往急流勇退,成为隐者。以《射雕英雄传》的黄药师和《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为典型代表。黄药师是正邪边缘的状态,外号就叫“东邪”;而张无忌为人随和,虽屡遭危险,却能随遇而安,当他成为明教教主后,基本上是无为而治,到最后又可以放弃一切,和赵敏全身而退,甚得道家思想的精髓。

第三类是“佛侠”,其根源出自佛家的“博爱众生”的悲悯情怀。这种侠的目光,已经不再放眼于江湖的仇怨纷争,甚至也不局限于民族的矛盾。他们具有开阔的眼光,深邃的思考,俯视众生的悲悯情怀。以《天龙八部》里的萧峰为典型代表。萧锋本来是典型的儒侠,也曾想在丐帮,为大宋干出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他身世被揭穿后,流离江湖,漂泊天涯,历经数难数劫后,终于在侠的精神上大彻大悟,从而超越了儒侠的境界。“大宋和大辽之间连年纷争,到底为了什么?”,“为何你叫我辽狗,我叫你宋猪,大家不能相亲相爱的在一起?”萧峰是契丹人,但却又和大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目光,早已超脱了民族主义,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国际主义者了。他最后的自尽简直让风云变色,鬼神动容。笔者想起了佛的那番言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第四类是“墨侠”了,墨侠其实是种无侠的状态,武功在这个时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侠的精神。无论你是王侯将相(比方说战国四公子),还是市井小民(比方说韦小宝),无论你是否身负武功,只要你路见不平,出手行侠,皆可成侠。这是植根于民间土壤的最真实的侠,是中国历史上最广义上的生命力最强的侠。历代在民间传颂的《三侠五义》、《水浒传》里面的各路英雄,本质上都是墨侠。在金庸的小说里,墨侠的代表是《笑傲江湖》里面的令狐冲。令狐冲出自名门正派,君子(虽然后来发现是伪君子),他很想成为儒侠,但他骨子里的那种东西,却和市井之人一般无异,他酗酒,喜欢热闹,放荡不羁,爱结交各路朋友,甚至是魔教中人,无论他是身负绝世武功,还是身受重伤的时候,只要遇到不平之事,就要出手相救,了事之后,飘然而去,不为虚名。我们看看他脚踢青城四兽,落雁楼头大战淫贼田伯光,衡山城外路见不平得谱《笑傲江湖》,援手魔教左使大战正邪两派,化妆为参将营救恒山派这几件事情当中,看似鲁莽率性,实则聪明机智,隐隐可以见到他身上有《水浒传》里鲁智深的影子。

从笔者对中国的侠客的分类上,可以看出,中国侠客精神内涵上的丰富宽广,而日本武士道相比较,却显得太过狭隘了。有时候狭隘得只剩下“忠义廉耻”,甚至只剩下穷兵黩武,狂妄自大,死不认错。其精神内涵显得单薄无力,其根源没有中国的那么多元和强大。这是中国侠客精神和日本武士道的最大不同点。

四、个人英雄主义和团队精神

我们着重论述了前面三点之后,下面简单讲一下中国侠客精神和日本武士道其他方面的对比。首先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团队精神。不可否认,中国侠客崇尚多个人英雄主义,行侠状义,往往各凭个人喜好和一己之力。大规模的团队行侠虽然也有,但力挽狂澜和扭转乾坤决定最终局势的,却往往是个人。打个比方,在《神雕侠侣》中,郭靖第一次召开英雄大会,如果没有杨过的出现,金轮法王可能让这场英雄大会泡汤;第二次襄阳的英雄大会,没有杨过,历史也可能从此改写;而在《天龙八部》里若不是萧峰孤身深入大军擒下皇太叔的话,耶律洪基就此命丧黄泉了——当然这只是比方,小说毕竟是虚构的——金庸的小说最能体现这点,武林的局势,一个人往往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少了这个人,武林,甚至是天下就极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而日本武士道则不同,日本的武士通常都结成团体,各为其主人其集团利益而战。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行动的时 候,喜欢团队作战,各自有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最后的成功,往往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武士道精神带给日本的好处是大和民族这个民族的团队意识,最近百年里,日本就是靠着这种意识,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日本在二战重创后,可以实现奇迹般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是,要归功于武士道的团队精神。

有一句话不是很出名么:一个中国人一条龙,十个中国人一条虫;一个日本人一条虫,十个日本人一条龙。取其精华,武士道的团队精神,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和借鉴。

五、各自的政治性

中国的侠客,在战国时代的游侠时代,是带有很强的政治性的。但在汉代的“独尊儒术”的影响下,侠已经成为了官府的对立面。以闻名的“季布一诺”为转折点,侠在汉代转了一个弯。

中国人喜欢说“天无二日”,政府不能够容忍在自己的法制之外始终存在一种不同而具有权威的声音。刘邦起兵时候相当依靠侠客的力量,张良韩信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游侠,所以汉王朝深知游侠们的活动能力,在处理季布事件上,庙堂与江湖达成了一个妥协,季布为汉效力免死,“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季布代表了从东周开始的游侠进入政权模式的一个结束,“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成为了游侠们与政权互相借重关系终结,尖锐对立开始前最后一缕火花。

朝廷方面,已经明确将侠客视为对立面,从《后汉书》开始,不再为游侠立传,从此记载侠客们的笔从官府流向了民间,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江湖里离不开侠。侠客没有从世上消失而是换了一种生存方式。

这当然和中国强大的封建专制影响力有关,而日本就不同情况了。日本武士道带有很大的政治性,且看其起源——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日本武士道带有很强的的团队精神以及政治性,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日本的封建主义落后了我们整整一千多年。中国在战国时候就出现诸侯国,而日本在十一世纪才出现庄园这种地区性的武装集团。其封建专制政权后来也没有达到中国的高度,很快就明治维新,而武士道的团队精神及其政治性不致于短时期湮灭,就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了。

六、文化的影响以及发展趋势

前面说到,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内核,远远没有中国的侠客精神丰富和宽广。究其原因,是和文化分不开的。中国是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其包容性是惊人的。也决定了在儒家大一统的文化环境下,可以共存多种的文化。彼此融合,彼此影响。包容性和兼存性是一个泱泱大国的风范。这也决定了侠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单元化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是纵横齐进的。侠文化也是如此,从最初的游侠,到墨侠,儒侠,道侠,甚至反侠(韦小宝),百花齐放。直到现代,两千年前的游侠古风,还存在许多人的心中。

而日本是个狭窄的的岛国,资源匮乏,民族一直以来都有严重的危机感,文化上也显得有点单元化的发展。武士道的狭隘,偏执,极端,便得源于这种文化土壤。明治维新后,职业武士消失,是武士道开始衰落的开端。进入21世纪,日本年轻人似乎越来越远离武士道精神,以致一些老人为之忧心忡忡,以为下一代日本人没有了武士道精神,日本最终会失去大和民族的魂。

但在笔者看来,精魂当然不可失去,冤魂却不必强留。武士道的阴魂,深深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日本人,比如日本与邻国的摩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卫队性质的改变以及出兵伊拉克等等。莫非真是“成也武士道,败也武士道”?

还得回过头来说说我们中国自己,写这篇文章,不是单纯为了回顾过去,而是更好的走向未来。中国的侠客精神,在现代人心中还剩下多少?难道在法制社会,就没有侠存在的必要了么?

我的答案是:侠客精神,不可否认的在现代没落了,但部分中国人骨子里,却仍然有着侠客风范的存在,虽然不多,但聊胜过无;侠客精神作为一种亚文化,即使是在法制社会,也不可缺少的。一方面,我们法制还没健全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那个程度,在别人危难时刻,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毕竟警察叔叔不是天兵天将,不能从天而降。另一方面,即使法制真的那么健全了,所有罪犯最终都会罪有应得,但是在他们犯罪的时候,侵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时候,就不需要人出来阻止了么,就让受害人直接受害,利益受损,而置之不理期待法律判决么,你喜欢这个什么都程序化没有人情味没有血性的社会么?

从时间上来讲,开始的武士道并没有违背道义,相反它很好的诠释了道义。但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右翼别有用心的把武士道包装成了侵犯别国的工具,用它训练了一批批不怕死的日本狂热分子。算是真真正正的走火入魔,从此万劫不复。即使是后来日本人反思战争,也没有放过武士道,而是把它和军国主义归为一类,直接关进了冷宫。

但这种状况持续了没多长时间。

进入了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日本本国经济持续恶化和中国国力呈现了幂数级的爆发式增长让日本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导致其引藏在国民体内的那股焦虑感最终借助右翼的恶魔翅膀开始腾飞起来。

武士道实际上就和宗教一样,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只不过就像是泉水一样,被恶魔之血污染了之后即使是强大的格罗姆地狱咆哮也会变成一个不择不扣的恶魔。我们应当吸取其中的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一味的排斥。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不单是在物质科技上,在精神上我们也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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